
康华中医
王堉在《论人参》一文中,以犀利的文笔批判了清代人参滥用的时弊,结合纪昀(纪晓岚)的学术观点,系统阐述了人参的性效差异、道地变迁及临床运用法则,堪称一篇兼具学术深度与警世意义的中药专论。以下从核心论点、历史考证、临床指导三个维度深度解析:
对应原文:
《醉花窗医案·论人参》
论人参
曾读纪文达公五种笔记,载有一条,辩论人参。谓关东人参,得东方生发之气,偏于提补;上党人参,得中央土厚之气,偏于培脾,其用颇疏。此语真前人所未发,余尝因而思之,古方所载人参,即上党之潞参也。其时关东未必有参,即有亦未必入中国。
前明,吴守备到辽沈,闻东参能延年益寿,乃服至半斤,遂至腹泻不止,可见关东人参,至明始入中国。明以前所用之人参,即潞参也。不过在前古则潞参皆地中自植,年深日久,其力颇厚;近则以此为利,年年种而收之,其力较薄耳。
本草谓用参多则宣通,少则壅滞,此言尤要。盖草木之性,全以气胜,况参俱甘温,甘温则能滑泻,吴守备之腹泻,盖由于此。不比五谷之性,专有益于脾胃也。
每见近日士大夫家,日日用参,且用东参,以求调养,少则足以减食,多则必致泻腹,亦何惑之甚耶。
余尝本文达公之意,凡气虚而怯,或痘疮危急,平板不起,用东参辄应手而效。治脾胃虚弱,土湿下陷,饮食不思者,专用潞参,以益健运,亦无不验。
每见近世业医者多货药,临一症则用参、用茸,惟恐其药之不售,其罪恶岂浅鲜哉!因附志于此,以为妄而无知者,示之戒焉。
一、人参的性效差异:关东参与潞参的本质区别
对比维度 | 关东人参(辽参) | 上党人参(潞参) |
---|---|---|
性效核心 | “得东方生发之气” → 偏于提补 | “得中央土厚之气” → 偏于培脾 |
作用特点 | 升提元气,振奋阳气(急救回阳) | 补益中焦,健运脾胃(缓补固本) |
纪昀首创观点 | 王堉盛赞“真前人所未发”,奠定理论基础 | |
王堉临床验证 | 治气虚欲脱、痘疮不起(急救) | 治脾虚湿陷、食少不运(调养) |
点睛之笔:王堉首次将人参按地域属性分为“提补”与“培脾”两类,打破“人参即温补”的笼统认知,为精准用药提供理论支撑。
二、历史流变考证:道地变迁与药效衰减
古用人参即潞参:
王堉考证:明代以前中原所用皆上党潞参,关东参尚未传入(“其时关东未必有参,即有亦未必入中国”)。
经典方剂(如仲景方)中人参实为潞参,性味甘平,专补脾胃。
关东参的传入与滥用:
明代始入中原:吴守备服关东参半斤致“腹泻不止” → 印证其性偏升提,过用则耗气滑肠。
药效衰减警示:
古潞参“地中自植,年深日久,其力颇厚”;
清时潞参因商业化“年年种收,其力较薄” → 暗批药材过度栽培导致道地性丧失。
药性本质剖析:
“草木之性全以气胜”:人参补力源于天地之气,非机械成分。
“甘温则能滑泻”:驳“人参性守”之说,指出其双向调节性——少用壅滞(补益),多用宣通(泻下)。
三、临床运用准则:戒滥用的四大铁律
辨证精准,区分品类:
关东参 → 仅用于:
气虚欲脱(如休克)
痘疹塌陷(促毒外透)
潞参 → 专治:
脾虚湿困(食少、便溏)
中气下陷(久泻、脱肛)
剂量禁忌:“少壅多通”法则:
小剂量(壅滞):补益中焦,适用于慢性虚损。
大剂量(宣通):导致腹泻,吴守备案为戒。
反对盲目进补:
痛斥士大夫“日日用参,且用东参”之风:
“少则减食” → 壅滞脾胃;
“多则泻腹” → 耗伤正气。
医德警钟:勿以药牟利:
批判庸医“多货药,临症则用参茸惟恐不售” → 称此乃 “罪恶”,警示医者当以疗效为先。
四、当代启示:穿越时空的药学智慧
道地药材保护:
潞参药力衰减史警示:过度商业化种植必损药效,道地性保护至关重要。
精准用药范式:
现代人参分类可借鉴:
红参(类关东参)→ 急救回阳;
白参/党参(类潞参)→ 健脾补中。
滥用补药的现实批判:
当今“人参保健品热”恰如清代士大夫之风 → “少壅多通” 理论可破“补药无害论”迷思。
医德医风镜鉴:
“医者货药”现象古今同弊 → 王堉斥之为“罪恶”,仍是当代反腐警钟。
结语:一篇颠覆认知的人参宣言
王堉此文以 “地域定性-历史辨流-临床立规”三阶递进,完成对人参的祛魅:
破迷信:人参非万能补药,滥用反为大害;
立规矩:关东参提急救,潞参主培本,泾渭分明;
定剂量:少补多泻,以证为尺;
正医风:痛斥逐利开药,坚守济世初心。
其说理之透辟、考据之严谨、批判之犀利,使之远超普通医论,成为中医药学史上 “道地药材”与“临床药理学”的启蒙之作,对当代中医药传承与创新仍有烛照之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