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华中医
这篇《洄溪医案·痱》虽然简短，但意义非凡。它像是徐灵胎特意设置的一个“对照组”，用以阐明其核心原则：反对的是“误用温补”，而非“温补”本身；一切治疗必须建立在精确的辨证之上。
医案原文（复校版）
《洄溪医案·痱》
新郭沈又高，续娶少艾，未免不节，忽患气喘厥逆，语涩神昏，手足不举。医者以中风法治之，病益甚。余诊之曰:此《内经》所谓痱证也。少阴虚而精气不续，与大概偏中风、中风、痰厥、风厥之病绝不相类。刘河间所立地黄饮子，正为此而设，何医者反忌之耶?一剂而喘逆定，神气清，声音出，四肢展动。三剂而病除八九，调以养精益气之品而愈。余所见类中而宜温补者，止此一人。识之以见余并非禁用补药，但必对证，乃可施治耳。
雄按:古云真中属实，类中多虚，其实不然。若其人素禀阳盛，过啖肥甘，积热酿痰，壅塞隧络，多患类中。治宜化痰清热，流利机关，自始至终，忌投补滞。徐氏谓宜于温补者不多见，洵阅历之言也。
医案深度解析
1. 病情与误诊
患者：沈又高。
病因：关键信息——“续娶少艾，未免不节”。意指中年之后续娶年轻妻子，房事不节，导致肾中精气严重耗伤。
症状：气喘厥逆（气短喘息，四肢厥冷）、语涩神昏（语言蹇涩、神志昏糊）、手足不举（四肢瘫痪）。
误治：前医见其症状似中风，便用治中风常法（多为祛风化痰之类），结果病情加重（“病益甚”）。
2. 徐灵胎的精辟辨证
徐氏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此非寻常中风，而是 “《内经》所谓痱证也”。
痱证 (Fèi Zhèng)：出自《黄帝内经》，特指一种因肾精亏虚，元气衰惫，导致肢体废用、失语的虚损性疾病。其病机核心是 “少阴虚而精气不续” （下元亏虚，精气不能上承濡养）。
与类中鉴别：徐氏强调此证与常见的风、火、痰、气厥等实证的“类中风” 完全不同。此为真虚，彼多实邪。
3. 对证下药与神奇疗效
治法：温补下元，滋肾填精，开窍化痰。
方药：刘河间（刘完素）的地黄饮子。此方是治疗“喑痱证”（口不能言，肢不能动）的千古名方，由熟地、巴戟天、山茱萸、肉苁蓉（温补下元）、附子、肉桂（引火归元）、石斛、麦冬（滋阴济火）、石菖蒲、远志、茯苓（化痰开窍）、五味子（收敛固脱）等组成，完美契合了“痱证”的病机。
疗效：一剂：喘息平、神志清、能说话、四肢能动。三剂：病去十之八九。后续用养精益气之品（如人参、枸杞、鹿茸等）调理善后而痊愈。效果如响斯应，证明辨证之精准。
4. 徐灵胎的最终点题：为何录此一案？
这是本案的画龙点睛之笔，也是徐灵胎写此案的最终目的：
“余所见类中而宜温补者，止此一人。识之以见余并非禁用补药，但必对证，乃可施治耳。”
主旨：他通过这个极其罕见的成功案例（他一生中也只见过这一个类中风需用温补的），向世人说明，他并非一个盲目反对温补的偏执者。
核心原则：他的学术思想是 “辨证论治” 。当病机是实邪壅塞时（如之前的中风案），用温补就是杀人利器；当病机是真元大虚时（如本案），用攻伐就是雪上加霜。
批判的靶子：他抨击的永远是那种 “不辨证而用药” 的庸医，尤其是当时不分青红皂白、迎合病家喜补心理就乱用参附的时弊。
王士雄（王孟英）按语的补充与平衡
王孟雄的按语非常重要，起到了补充和平衡的作用，防止读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：
纠正片面认识：他指出“类中多虚”的古话其实不全面（“其实不然”）。
强调类中多实：临床上更多见的类中风，是由于患者体质阳盛、饮食肥甘，导致痰热内生、阻塞经络而引发。这类证型自始至终都忌讳使用滋腻壅补的药物。
佐证徐氏观点：他认为徐灵胎说“宜于温补者不多见”是一句大实话（“洵阅历之言也”），是基于大量临床经验的客观结论，这反而更凸显了本案的特殊性和辨证的极端重要性。
总结与启示
辨证论治是灵魂：这是中医最核心、最高阶的原则。徐灵胎通篇《医案》都在反复演示这一点。没有包治百病的方，只有对证才有效的方。
反对的是“误用”，而非“用药”本身：读徐灵胎的书，绝不能得出“他反对温补”的简单结论。他反对的是 “误用” 和 “滥用” 。本案就是他作为“补法试用师”的完美证明。
深谙经典，方药娴熟：唯有像徐灵胎这样对《内经》理论了然于胸，对古今名方（如地黄饮子）运用纯熟，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症状中抓住“肾精亏虚”这一根本病机，一击即中。
临床家的诚实与胸怀：他坦诚此类病例极其罕见（“止此一人”），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，比那些吹嘘“屡用屡效”的医者更加可贵。
此案与之前诸多中风案相辅相成，共同构建了徐灵胎治疗中风类疾病完整、辩证的学术体系：绝大多数属闭证，宜开宣攻邪；极少数属虚证（痱证），宜温补固元。 这才是真正大家的风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