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华中医
《洄溪医案》中“失魂”与“游魂”两案，均以“魂”为名，揭示了情志惊骇或疑似“祟病”导致神志异常的复杂病证。徐大椿在其诊治过程中，展现了融医学、心理与社会文化因素于一体的高超技艺。以下是对这两则医案的贯通解析：
对应原文：
《洄溪医案·失魂》
失魂
平湖张振西，壁邻失火受惊，越数日而病发，无大寒热，烦闷不食，昏倦不寐。余视之，颇作寒喧语，而神不接。余曰:此失魂之证，不但风寒深人，而神志亦伤，不能速愈，亦不可用重剂，以煎方祛邪，以丸散安神，乃可渐复。时正岁除，酌与半月之药而归。至新正元宵，始知身在卧室间，问前所为，俱不知也。至二月身已健，同其弟元若来谢，候余山中。且曰:我昨晚脑后起一瘰，微痛。余视之，惊曰:此玉枕疽也。大险之证，此地乏药，急同之归，外提内托，诸法并用。其弟不能久留先归。明晨我子大惊呼余日:张君危矣。余起视之，头大如斗，唇厚寸余，目止细缝，自顶及肩，脓泡数千，惟神不昏愤，毒未攻心，尚可施救。急遣舟招其弟。余先以护心药灌之，毋令毒气攻内，乃用煎剂从内托出，外用软坚消肿解毒提脓之药敷之，一日而出毒水斗余.至晚肿渐消，皮皱。明日口舌转动能食，竟不成疽，疮口仅如钱大，数日结痂。其弟闻信而至，已愈八九矣。凡病有留邪而无出路，必发肿毒，患者甚多，而医者则鲜能治之也。
扬州吴运台夫人，患消证，昼夜食粥数十碗，气逆火炎，通夕不寐。余诊之，六脉细数不伦，神不清爽。余曰:此似祟脉，必有他故。其家未信，忽一日仆妇晨起入候，见床上一女盛妆危坐，以为夫人也，谛视则无有，因以告。夫人曰:此女常卧我床内，以此不能成寐，而烦渴欲饮耳。服余药未甚效。一夕夜将半，病者大呼曰:速请三舅爷来，切不可启门，启门则我魂必走出。三舅爷者，即其弟唐君悔生也。卧室辽隔，呼之不能闻，女仆私启门邀之，魂即随出，遍历厅堂廊庑，及平昔足未经行者，遇唐君趋至，魂坚执其辫，仍返房，见己身卧床上，唐君抚之，魂遂归附于身。问所寓目皆不爽，细考所见之女，乃运台聘室也，未成婚而卒，卒之时，嘱其父母，谓吴郎必显贵，我死须恳其血食我，而葬我于祖墓。运台服官后，未暇办，故为祟。运台谓余曰:君言有为祟者，考果验，真神人也。将何以慰之?余曰:鬼有所归，乃不为厉，公当迎柩厝墓，立位而祀之可也。运台依余言以行，然后服药有功，而病根永除矣。
核心病机：神不守舍，魂不归位
两案核心病机皆为“失魂”，即神志不能内守。
张振西案：因邻家失火受惊致病。惊则气乱，心神失守，故见“昏倦不寐”、“神不接”。
吴夫人案：病消渴而脉象“细数不伦”，且伴有神志症状。徐大椿敏锐地指出“此似祟脉”，其后揭示其病与亡魂作祟（文化心理因素）相关，导致“神不清爽”、夜不能寐。
诊疗思路：形神同治，心药并举
徐大椿的诊疗并未局限于药物，而是深入病家生活背景与文化信仰，采取多层次策略：
详察病源，重视情志与“祟因”
张案病起于“受惊”，吴案徐氏通过脉象与症状疑及“他故”（祟病），均体现其诊断中不忘情志与社会文化因素。
药物治疗：安神定志，扶正祛邪
张案：采用“煎方祛邪，丸散安神”的缓治策略，既祛深陷之风寒，又安受伤之神志，契合“不可用重剂”的病情。
吴案：在未解决“祟病”根源前，“服药未甚效”；待迎柩厝墓、立位祭祀后，“服药有功，而病根永除”，表明药物治疗需在心理社会问题解决的基础上方能显效。
心理与社会干预：解心结，安鬼神
张案：虽未直接描述心理疗法，但徐氏允以“半月之药”令其静养，实为创造神志渐复的环境。
吴案：徐氏明确指出“鬼有所归，乃不为厉”，建议迎柩厝墓、立位祭祀，从文化信仰层面解决患者心结，是治疗成功的关键。此案中的“魂随出”、“执辫返房”等描述，虽充满民俗色彩，实则反映了强烈心理暗示下的解离性体验，徐氏通过民俗方式予以化解。
疑难变证的处理：玉枕疽的诊治
张振西案后续所生“玉枕疽”，尤见徐大椿对外科危证的精准判断与救治能力：
预见险证：一见脑后瘰疬即惊曰“此玉枕疽也，大险之证”。
治法周全：“外提内托，诸法并用”，内服托毒外出之剂，外敷软坚消肿解毒之药。
急救得法：先以“护心药”防毒攻心，保证神志不昏，为救治成功的关键。
阐发医理：文末点明“凡病有留邪而无出路，必发肿毒”，指出此疽乃前病“留邪”无出路所致，体现了中医“给邪以出路”的核心治疗思想。
总结与启示
神志病的多元诊治：徐大椿治“失魂”，不仅治病之“形”（身体），更治其“神”（心理）。或用药安神，或依俗招魂，或解社会恩怨，体现了中医整体观与人性化的诊疗艺术。
文化信仰的医疗价值：在特定文化背景下，信仰与民俗可作为有效的心理治疗工具，医者需尊重并善加引导，而非简单斥为迷信。
“扶正”与“给邪出路”：无论是情志病还是外科疮疡，其治理皆重视正气存内，并设法引导病邪外出（或从汗、吐、下解，或从脓疮托出），此乃中医核心治则。
两案鲜明展示了徐大椿作为一代大医，不仅医术精湛，更能洞察人心、顺应文化，融生理-心理-社会因素于一炉，从而达到“标本兼治”的深远疗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