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华中医
《洄溪医案·瘟疫》解析
此篇医案记载了徐大椿在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昆山瘟疫大流行期间的诊疗经历，集中体现了其中医瘟疫学的核心思想：审察病因、辨证论治、反对执方。王士雄（孟英）的按语则进一步升华了温病治疗学的原则。
对应原文：
《洄溪医案·瘟疫》
瘟疫
雍正十年，昆山瘟疫大行，因上年海啸，近海流民数万，皆死于昆，埋之城下。至夏暑蒸尸气，触之成病，死者数千人。汪翁天成亦染此症，身热神昏，闷乱烦躁，脉数无定。余以清凉芳烈，如鲜菖蒲、泽兰叶、薄荷、青蒿、芦根、茅根等药，兼用辟邪解毒丸散进之，渐知人事；因自述其昏晕时所历之境，虽言之凿凿，终虚妄不足载也。余始至昆时，惧应酬不令人知，会翁已愈，余将归矣。不妨施济，语出而求治者二十七家，检其所服，皆香燥升提之药，与证相反。余仍用前法疗之，归后有叶生为记姓氏，愈者二十四，死者止三人，又皆为他医所误者，因知死者皆枉。凡治病不可不知运气之转移，去岁因水湿得病，湿甚之极，必兼燥化，《内经》言之甚明，况因证用药，变化随机，岂可执定往年所治祛风逐湿之方，而以治瘟邪燥火之证耶。
雄按:风湿之邪，一经化热，即宜清解，温升之药，咸在禁例。喻氏论疫，主以解毒，韪矣。而独表彰败毒散一方，不知此方虽名败毒，而群集升散之品，凡温邪燥火之证.犯之即死，用者审之。
核心病机与病因：尸气暑蒸，化燥伤阴
独特的病因学：本次瘟疫并非寻常外感，而是源于上一年海啸后，数万流民死于昆山，“埋之城下”。至夏季，暑热天气蒸腾腐败尸气，形成一种秽浊毒疠之气，人触之即病。这是典型的“疠气”（戾气）致病，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致病性。
关键病机转变：徐大椿精辟地指出，“去岁因水湿得病，湿甚之极，必兼燥化”。这意味着病因虽与“水湿”（海啸）相关，但到了夏季，病邪在人体内已经发生了五运六气的转化，从“湿”转化为“燥火”。患者表现为“身热神昏，闷乱烦躁，脉数无定”，皆是温邪燥火，燔灼气营，扰乱神明之象。
治疗原则：清凉芳烈，辟秽解毒
徐大椿的治疗方案极具针对性，完全颠覆了当时医家常用的治法：
用药如用兵，对证下药：
清凉芳烈：主方选用鲜菖蒲、泽兰叶、薄荷、青蒿、芦根、茅根。
鲜菖蒲、泽兰叶：芳香化浊，辟秽开窍。旨在祛除弥漫的尸秽浊气，苏醒神志。
薄荷、青蒿：辛凉清透，能透热出表，解除身热。
芦根、茅根：甘寒清热，生津止渴。直清肺胃之热，并滋养被燥火灼伤的津液。
辟邪解毒丸散：此类成药（可能含犀角、羚羊角、珍珠、牛黄等）功专清热解毒、开窍镇惊，用于对付严重的浊毒闭窍之证。
批判错误治法：
其他医生“皆用香燥升提之药”（如羌活、独活、柴胡、葛根等），这是治疗风寒湿邪的方药思路。
错误根源在于“执定往年所治祛风逐湿之方”，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，没有认识到本次瘟疫“瘟邪燥火”的特殊病机。香燥之品助火劫阴，升提之药拔毒逆传，无异于火上浇油，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。
疗效与启示：实事求是，灵活随机
卓越疗效：徐大椿共治疗27家，治愈24人，仅死亡3人，且此3人“皆为他医所误者”。这雄辩地证明了其辨证论治思想的正确性。
核心启示：
不可不知运气之转移：疾病的发生发展受自然气候、环境变化的影响，医者必须懂得五运六气的演变规律，动态地看待病因病机。
因证用药，变化随机：这是中医的灵魂。绝不能固执地套用成方，必须根据当下、当下的具体病证来制定治疗策略，方药必须随病机的变化而随机应变。
王士雄（孟英）按语的精辟补充
王孟英的按语画龙点睛，进一步明确了温病学的治疗禁忌：
风湿化热，宜清忌升：一旦风湿之邪转化为热证，治疗就当以“清解”为主（清热、解毒、滋阴）。
温升之药，咸在禁例：所有性温、味辛、具有升提发散作用的药物（如喻嘉言所推崇的败毒散中的羌活、独活、柴胡、前胡等），都应严格禁止使用。因为这些药物会助热伤津，促使邪气内陷，导致病情恶化，甚至死亡。
批判性继承：他肯定喻嘉言“主以解毒”的大方向是正确的，但对其推荐败毒散这一具体方剂提出了严厉的批判，体现了温病学派对前人学术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。
总结
本案是中医治疗瘟疫的一个经典范本：
诊断上，明察秋毫，从环境变化中推求独特的疠气病因，并准确把握了病机从湿化燥的关键转变。
治疗上，匠心独运，采用“清凉芳烈”与“辟秽解毒”相结合的治法，完美契合了“瘟邪燥火”的病机。
学术上，强烈反对墨守成规，强调“变化随机”的辨证论治最高原则。
徐大椿与王士雄的论述，共同构筑了温病学中“疠气致病”、“忌用温升”、“注重清解”的重要理论支柱，对后世治疗温热疫病（包括现代很多传染病）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