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华中医
《洄溪医案·痰》篇通过数则精彩医案，集中展现了徐大椿治疗痰证的卓绝思想：反对一味温补，主张辨证施治；强调痰邪阻滞，贵在疏瀹通导。王士雄（孟英）的按语以同期案例相佐证，使这一学术观点更加丰满。以下是对全篇思想的系统解析：
对应原文：
《洄溪医案·痰》
痰
嘉兴朱宗周，以阳盛阴亏之体，又兼痰凝气逆，医者以温补治之，胸膈痞塞，而阳道疾。群医谓脾肾两亏，将恐无治，就余于山中。余视其体丰而气旺，阳升而不降，诸窍皆闭，笑谓之曰:此为肝肾双实证。先用清润之品，加石膏以降其逆气；后以消痰开胃之药，涤其中宫；更以滋肾强阴之味，镇其元气。阳事即通。五月以后，妾即怀孕，得一女。又一年，复得一子。惟觉周身火太旺，更以养阴清火膏丸为常馔，一或间断，则火旺随发，委顿如往日之情形矣。而世人乃以热药治阳疾，岂不谬哉。
雄按:今秋落库吏孙位申，积劳善怒，陡然自汗凛寒，腕疼咳逆，呕吐苦水，延余诊之，脉弦软而滑，形瘦面黎，苔黄不渴，溲赤便难，以二陈去甘草，加沙参、竹茹、枇杷叶、竹叶、黄连、萎仁为剂。渠云阳痿已匝月类，恐不可服此凉药。余曰:此阳气上升，为痰所阻，而不能下降耳。一服逆平痛定，呕罢汗止，即能安谷。原方加人参，旬日阳事即通，诸恙若失。
苏州府治东首杨姓，年三十余，以狎游私用父千金，父庭责之，体虚而兼郁怒，先似伤寒，后渐神昏身重。医者以为纯虚之证，惟事峻补，每日用人参三钱，痰火愈结，身强如尸，举家以为万无生理。余入视时，俱环而泣。余诊毕，又按其体，遍身皆生痰核，大小以千计，余不觉大笑，泣者尽骇。余曰:诸人之泣，以其将死耶?试往府中借大板重打四十，亦不死也。其父闻之颇不信，曰:如果能起，现今吃人参费千金矣，当更以千金为寿。余曰:此可动他人，余无此例也，各尽其道而已。立清火安神极平淡之方，佐以末药一服，三日而能言，五日而能坐，一月而行动如常。其时牡丹方开，其戚友为设饮花前以贺，余适至，戏之曰:君服人参千金而几死，服余末药而愈，药本可不偿乎?其母舅在旁曰:必当偿，先生明示几何?余曰:增病之药值千金，去病之药自宜倍之。病者有惊惶色，余曰:无恐，不过八文钱，萝卜子为末耳。尚有服剩者，群取视之，果卜子也，相与大笑。其周身结核，皆补住痰邪所凝成者，半载方消。邪之不可留如此，幸而结在肤膜，若入脏则死已久矣。
雄按:今夏刘午亭，年六十三岁，久患痰喘自汗，群医皆以为虚，补剂备施，竟无效。徐月岩嘱其浼余视之，汗如雨下，扇不停挥，睛凸自高，面浮颈大，胸前痞塞，脉滑而长，妻女哀求，虑其暴脱。余曰:将塞死矣，何脱之云?与导痰汤加旋覆、海石、泽泻、白前，一饮而减，七日后囟门始平，匝月而愈。继有顾某年五十六岁，肥白多痰，因啖莲子匝月，渐觉不饥，喘逆自汗无眠，以为虚也。屡补之后，气逆欲死，速余视之，苔黄溲赤，脉滑不调，以清肺涤痰治之而愈，旋以茯苓饮善其后。
总纲：痰证的本质与治疗大法
徐大椿认为，痰是人体气机失调、水液代谢障碍的病理产物。其治疗大法绝非简单化痰，而应遵循：
审证求因：首先辨别痰产生的根本原因（是阳盛、是气逆、是郁火、是食积），从根源治理。
给邪出路：痰为实邪，治疗首重“通”和“降”，使痰邪有出路，或消、或散、或下。
反对蛮补：在痰邪壅盛时，滥用补药（尤其是人参）会“闭门留寇”，助邪为虐，酿成大祸。
分案解析与治法精要
一、朱宗周案：阳盛痰凝，清降为要
病机：“阳盛阴亏之体，又兼痰凝气逆”。患者本质是阴虚阳亢，气机上逆，灼津为痰。前医误用温补，导致气机更加痞塞，痰凝更甚，乃至阳痿。
误治根源：群医见阳痿，便断为“脾肾两亏”，欲用温补。此乃见症治症，不究病源的典型错误。
徐氏治法（三步曲）：
清润降逆：“清润之品，加石膏”。以石膏之辛寒，大清气分热，降上逆之气。此为釜底抽薪。
消痰开胃：“消痰开胃之药，涤其中宫”。清理脾胃（中宫）痰浊，恢复气机升降之枢纽。
滋肾镇元：“滋肾强阴之味，镇其元气”。在邪气渐去后，滋其真阴以敛浮越之亢阳，固其根本。
启示：阳痿非必阳虚。此案因热因痰，致阳气不通而不举。清通之后，阳道自通。徐氏慨言：“世人乃以热药治阳疾，岂不谬哉”，此语振聋发聩。
二、杨姓案：郁怒生痰，峻补成毒
病机：患者因“体虚而兼郁怒”，情志不舒，气机郁结，津液不布，聚而为痰。前医误认为“纯虚”，每日用人参三钱峻补，导致痰火胶结，锢闭周身。
骇人症象：“身强如尸”（痰阻经络，肌体僵直），“遍身皆生痰核，大小以千计”（痰火结于皮里膜外，形成无数结节）。此为误补留下的“有形之邪”。
徐氏治法：
方药：“立清火安神极平淡之方”，重在清解郁火、安神开窍。
奇药：主药竟是“萝卜子（莱菔子）”研末。莱菔子能降气化痰、消食除胀，其性平和，但降气消痰之力甚宏，正对此证气逆痰壅之病机。徐氏戏言“增病之药（人参）值千金，去病之药（莱菔子）自宜倍之（八文钱）”，形成了绝妙的讽刺。
启示：
“邪之不可留如此”：邪气必须给出路，强留于体内，则会变生他证，轻则结为痰核，重则入脏害命。
平淡之药建功：并非昂贵补药才能治病，对证的寻常药物，力专效宏。
三、王士雄按语案例佐证
王孟英提供两则同期医案，与徐大椿思想交相辉映：
刘午亭案：久病痰喘自汗，群医皆虚，屡补无效。王孟英诊为痰塞（“将塞死矣，何脱之云？”），用导痰汤加减，一剂而效。此案再次证明“喘”、“汗”非必为虚，痰阻气机亦可导致。
顾某案：肥白多痰，因食莲子（涩滞）补住，屡补后“气逆欲死”。王孟英以清肺涤痰治愈，善后用茯苓饮（消痰气，令能食）。此案说明即便体胖（似虚），亦可能为痰实之证，不可滥补。
核心思想总结
痰多实证，忌惮温补：痰证多由气滞、火郁、食积所致，多属实证、热证。此时误用温补，犹如为虎作伥，轻则加重病情，重则结毒成形，甚则危及生命。
治病求本，审因论治：见痰休治痰。要透过“痰”这个表象，找到气逆、火旺、郁结等根本原因，从本治疗，痰不自生。
六腑以通为用：人体气机贵在流通。痰邪作为浊阴，必须使其有出路。莱菔子、导痰汤等皆是秉承“通降”大法的体现。
药不在贵，对证则灵：徐大椿用八文钱的莱菔子，逆转了千金人参造成的危局，生动地诠释了“辨证论治”的价值远胜于“唯药论”。
结语：
《痰》篇不仅是一部临床治疗手册，更是一篇批判医学时弊的战斗檄文。徐大椿与王士雄师徒二人，用翔实的案例反复呼吁：医者务必深究病源，审察病机，打破“虚则补之”的思维定式，方能在这纷繁复杂的痰证面前，得心应手，起死回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