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华中医
《洄溪医案·亢阳》解析
此案是中医文献中极为独特而深刻的一则医案，它超乎寻常地揭示了“生理-心理-病理”之间的紧密联系，展现了徐大椿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精湛的医术。
对应原文：
《洄溪医案·亢阳》
亢阳
姻戚殷之晋，年近八旬，素有肠红证，病大发，饮食不进，小腹高起，阴囊肿亮，昏不知人。余因新年贺岁候之，正办后事。余诊其脉，洪大有力，先以灶灰、石灰作布袋，置阴囊于上，袋湿而囊肿消;饮以知母、黄柏泻肾之品。越三日，余饮于周氏，周与至戚相近半里，忽有叩门声，启视之，则其子扶病者至，在座无不惊喜，同问余曰：何以用伐肾之药而愈?余曰:此所谓欲女子而不得也。众以为戏言。翁曰:君真神人也。我向者馆谷京师，患亦相似，主人以为无生理也，遂送我归，归旬日即痊。今妻妾尽亡，独处十余年，贫不能蓄妾，又耻为苟且之事，故病至此，既不可以告人，亦无人能知之者。言毕凄然泪下，又阅五年而卒。盖人之气禀各殊，亢阳之害，与纵欲同，非通于六经之理，与岐黄之奥者，不足与言也。雄按:纵欲固伤阴，而亢阳亦烁阴，知柏泻肾者，泻肾火之有余，而保其不足之水也。
一、病象与诊断：真假难辨，洞察秋毫
患者年近八旬，症状危重：
素有肠红证：长期便血，提示阴血已伤。
病大发，饮食不进：病情突然加重，脾胃功能衰竭。
小腹高起，阴囊肿亮：这是最突出的体征，看似寒凝水聚之象。
昏不知人：神志昏迷，病情危殆。
表面看来，这完全是一派虚寒衰竭、阳气欲脱的危象，“正办后事”实属常情。然而，徐大椿凭借 “诊其脉，洪大有力” 这一关键指征，力排众议，断定此非虚证，而是大实证。这体现了中医“舍症从脉”的诊断原则。
二、病机探微：亢阳为害，非通不悟
徐大椿的诊断是“亢阳”。此病的本质是：相火妄动，无所泄越，壅滞为害。
生理基础：“盖人之气禀各殊”。徐大椿指出，人的先天体质各有不同。此患者虽年事已高，但先天阳气（相火）仍非常旺盛。
心理与社会因素：患者自述“妻妾尽亡，独处十余年，贫不能蓄妾，又耻为苟且之事”。其生理欲望（“欲女子”）因社会道德和个人操守的约束而长期受到压抑（“而不得”）。
病理形成：被压抑的相火（阳气）无法通过正常途径疏泄，便在体内郁而化火，炽盛亢逆。这股“亢阳”之气：
灼伤阴络，则“肠红”大发。
壅滞于下焦，则“小腹高起，阴囊肿亮”（这是火邪郁结，气机壅塞，而非寒湿水聚）。
上扰神明，则“昏不知人”。
其脉“洪大有力”，正是火热内盛的确证。
此病机与“纵欲”伤精相比，路径相反，但结果相似（都会耗伤阴液）。王士雄按语点睛：“纵欲固伤阴，而亢阳亦烁阴”。
三、治疗策略：先外后内，泻南补北
徐大椿的治疗步骤清晰果断：
急则治标（外治）：“先以灶灰、石灰作布袋，置阴囊于上”。
目的：石灰、灶灰具有极强的燥湿、吸水、敛疮之功。将其置于阴囊肿亮处，能迅速吸收局部水湿（火邪壅滞所致），缓解紧急的肿势。此为治标之策，“袋湿而囊肿消”即刻见效。
缓则治本（内治）：“饮以知母、黄柏泻肾之品”。
方义：知母、黄柏是经典药对（源于知柏地黄丸），功能清泻肾中相火（即泻亢阳）。
王士雄阐发：“泻肾火之有余，而保其不足之水也”。明确指出，此“泻肾”并非伐泄肾气，而是清泻过亢的肾火，从而保护即将被火邪耗竭的肾阴（肾水）。这是“实则泻其子”和“泻南补北”思想的体现。
四、案语精粹与启示
医学与人性的交融：此案超越了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。徐大椿将患者的生理、心理状况和社会处境（丧偶、贫困、耻感）融为一体进行诊断，体现了真正的“整体观念”。他的一句“此所谓欲女子而不得也”，道破了无数医者无法窥见的隐私病源。
医者需通情达理：徐大椿指出，此病“既不可以告人，亦无人能知之者”。患者承受着巨大的身心痛苦和孤独。唯有医者具备深厚的同理心和对人性的理解（“通于六经之理，与岐黄之奥”），才能洞见真相，否则极易误作虚寒论治，促其死亡。
脉诊的决定性意义：在症状纷繁复杂、真伪难辨时，脉象是判断疾病性质（寒热虚实）最为可靠的依据。“洪大有力”的脉象，是徐大椿敢于力排众议、采用寒凉攻泻之法的底气所在。
总结：
《亢阳》一案，是一则充满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辨的医案。它告诉我们，一名真正的苍生大医，不仅要精研医理药性，更要洞察世情人心。疾病的表现千变万化，其根源可能深植于人的情感、欲望与社会生活之中。徐大椿此案，为后世医者树立了一座“身心同治”的丰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