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华中医
书籍原文：
《症因脉治•卷首•论<医宗必读>症因差误治法不合》
<目录>卷首
<篇名>论《医宗必读》症因差误治法不合
属性：李士材先生《医宗必读》书，广为流布也。先生大意，多得之王宇泰《准绳》，而立论则宗《薛氏十六种》。其论中风一症，则辨别真类；泄泻之治，立法昭明；心胃之痛，详加
注别；咳嗽、腰痛，皆分外感内伤；肿胀之症，分别虚实寒热，俱无遗仪者矣。但其中尚有
未纯之处，前此相沿成弊，如∶首论伤寒传至三阴之条，误引直中阴经之方，混一立治。夫
先起三阳，以后传至三阴，乃是传经之阳证，经虽属阴，邪则阳邪，故《伤寒》经云∶先发
热后发厥，此乃是传经之邪，非直中阴经寒证，是热深厥深之谓也。今先生反用直中阴经阴
证之方，而曰轻则理中汤，重则四逆汤；后于直中阴经条下，又云∶初起不发热，便是寒证
者，名为直中阴经之寒症，亦以此二汤主之。夫传至三阴，阳症也；直中阴经，阴症也。一
寒一热，二症天壤，而以一法混治，岂理也哉。至论虚劳一症，于吐血条下，首列苏子降
汤一方，极为不可。丹溪先生曰∶口鼻出血，皆是阳盛阴虚，法当补阴抑阳。又曰犀角之性
，能升散一切有余之火，若阴虚者用之，宁免飞扬之患乎。夫犀角清凉辛散，尚为阴虚者所
戒，而苏子、前胡、半夏、沉香辛温升散之味，岂为虚劳、吐血之所宜乎。此乃外感吐血
之方，不应列入虚劳、吐血条内，先生因见《准绳》书，失于分别，是以辗转相误。后张三
锡先生集《治法汇》，独删去此方，良有苦心也。至痢疾一症，有四时寒热之不同，今先生
混引《卫生宝鉴》所引**，脾泄、肾泄、内伤痢症之说，而归重于脾肾二经立论。不知
脾传肾，肾传脾，乃论五脏相承内伤痢，非所论夏秋热痢之条。今先生论中，既曰痢起夏秋
，湿蒸郁热，亦论夏秋之痢矣。即当从秋令燥金阳明司令立论，而归重于肠胃二经，不宜牵
入脾肾去。夏秋之先水泄，后脓血，先脓血，后水泄，乃是手足阳明肠胃之湿热症，非脾肾
相传之微邪贼邪内伤症也。古人云∶大肠受病，则气凝注而成白痢；小肠受病，则血凝注而
成赤痢；大小肠均受其病，则赤白相杂而下。胃之湿热，下淫于大小肠者亦如此。即按**
，曰肠 下血，曰肠 下白沫，曰肠 下脓血，诸条之论，皆以肠字立言，不曰脾 、肾，而曰肠 ，则知痢症当以肠字为主矣。今先生论中，脱却肠字本题，而独重于脾肾二脏，则夏秋之痢，先生欲补此两脏乎，抑欲温此两脏也。夫脾泄肾泄，藏气不足，内伤之虚症，藏症也。夏秋之痢，肠胃受邪，外感之实症，腑症也。内伤不足，外感有余，二者天壤，即有少阴下痢脓血一症，乃是手少阴心主为患，非足少阴脾传肾之一症，故《保命集》以少阴痢曰小肠泄，以心与小肠为表里，心移热于小肠，小肠移热于大肠，则下痢脓血，以手少阴心经主血故也。经虽属阴，症则阳邪，如伤寒阳症传阴经之比也。夫夏秋之痢，先要究其致病之根，当五六月巳午丙丁行权，而庚金大肠受克于夏令之时，预伤其金水，至秋燥金行令，金被火刑，熏烁下溜，赤属火之本来，白属金之本色，而赤白相杂之痢作矣。即或纯白无红，虽非心火所乘，亦为素秋燥火太旺，伤其金位本身，故白色溶化而下，此为乘令而得病者也。今先生言言牵带脾肾，妄存温补固涩横格胸中，致令痴人说梦，便有初起之痢，肠胃壅滞，热郁于内，反见外寒兼化之象，误认虚寒，竟以古人辛温发表方中，妄加补涩之药，混活湿热燥热之痢；不知古人辛温散表，乃治寒湿之痢也。症重者为害匪轻，症轻者迁延变重，即有用温补能愈此疾者，非前医大用祛积，积气已清，即寒凉直进，失加向导，抑遏中州，偶遇辛温，开通郁结，实处得辛温散结之功，非得温补之力也。夫湿郁一痢，从时令寒湿之加临，外郁表邪，内壅积滞，是以用辛温之药，然亦但取其辛温散表，非取其辛温温补也。夫治痢过用寒凉克削，诚为不可，但起内湿火燥火，失于清利，则肠胃顷刻腐烂，补脾补肾，乃是后来调理法也。故曰视其缓急，调其气血，表症在者，汗之散之；里症急者，清之利之。至痢症中腹痛一门，有积滞壅塞之痛，用下药以行之；有气郁大肠之痛，用苦梗以开之；有气血不和之痛，用芍药以和之。今止举气郁一条，曰以桔梗开之，下曰以芍药为主，不分二味收散不同，混叙气郁条内，又无积滞作痛应下本条，似乎腹痛之痢，再无下行之法。又云恶寒者加干姜，恶热者加黄连。夫症有似阴似阳兼化之假象，宜察内症脉息，未可以恶寒恶热为据也。后肛痛一条，上云热流于下，用槐花、木香是矣。又云挟寒者用理中汤，挟字下得不妥。《原病式》云∶岂有寒热夹杂于肠胃间乎。夫肛痛初起，再无寒痛之理，痢之日久，然后见痛，方为元气下陷，然止宜用补中益气汤以升提之，未可用理中汤以治。因肛痛皆是湿热下流，燥火闭塞。即痢之日久者，亦止宜于补，未宜于温。即令虚矣，寒则未必寒也。若是虚而兼寒，则肛门当不禁而无疼痛矣。又曰《局方》、复庵，例用辛热；河间、丹溪，例用苦寒，何其执而不圆。不知夏秋之痢，与四时之痢不同。夏秋之痢，本于湿热，但有湿淫燥淫之别，从治正治之分，有邪凝内伏之虞。是以用辛散以治寒湿之痢，此宗《内经》湿淫于内，治以苦热，湿淫所胜，半以苦热，而开湿淫为痢，表症居多之法门也。河间、丹溪，例用苦寒，盖谓夏秋之痢，燥火为患，热毒壅害肠胃，此时若效从治之法，则燥火而遇辛温，肠胃顷刻焚烂，是以用苦寒宣利之剂，以为正治之法，此宗《内经》热淫于内，治以咸寒，热淫所胜，治以苦寒，而开燥热为痢，里症居多之法门也。用温用寒，因发表攻里二法各别。今先生不发明四公之意，开示后人，反毁四公，今后学不明，余今较正伤寒例，仍遵仲景先生之法，夏秋之痢，当分燥火湿火；四时之痢，当分外感内伤，时行疫痢，当分六气岁气，如雨湿之年，流衍之纪，宜用发表者，以辛凉辛温之法治之。亢旱之年，赫曦之政，宜用攻里者，以苦寒咸寒之味治之，深彰先生之道，而全先生之书也。
这是一份对《症因脉治·卷首》中这篇重要论文的详细解析。这篇文章是秦之桢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，展现了他严谨的辨证论治精神和批判性的学术态度。
《论〈医宗必读〉症因差误治法不合》解析
这篇文章是秦之桢对明代著名医家李中梓（字士材）所著《医宗必读》一书的学术商榷。秦氏在肯定李中梓成就的同时，尖锐地指出了书中他认为存在的几处关键性错误，其核心论点在于 “症因差误”导致“治法不合”，即错误的病因病机诊断必然导致错误的治疗。
一、 核心论点与结构
总体态度： 先扬后抑。开篇肯定《医宗必读》的价值（源自王肯堂《证治准绳》，宗法薛己），并赞许其在某些病症（如中风、泄泻等）上的精当论述。
批判核心： 但书中存在“未纯之处”，这些错误是“相沿成弊”的，必须加以纠正。
批判重点： 主要围绕伤寒、虚劳、痢疾三大病症展开，每一部分都遵循“指出错误 -> 分析正确机理 -> 提出正确治法”的逻辑。
二、 对各病症差误的具体分析
1. 伤寒：混淆“传经阳证”与“直中阴经寒证”
李中梓的错误： 在论述伤寒传至三阴经时，误用了治疗“直中阴经”的方药（理中汤、四逆汤）。
秦之桢的辨析：
传经三阴证： 邪从三阳经传来，虽病在阴经，但性质属热邪（阳邪），表现为“热深厥深”（真热假寒）。治法应清泻热邪。
直中阴经证： 寒邪直接侵袭三阴经，起病即见寒象，无三阳经传变过程。治法当温里散寒，方用理中汤、四逆汤。
结论： 一热一寒，病机天壤之别，绝不可混用温补方药治疗热证，否则是“以火济火”，危害极大。
2. 虚劳吐血：误用“苏子降气汤”于阴虚火旺证
李中梓的错误： 在虚劳吐血条下，首列苏子降气汤（含苏子、前胡、半夏、沉香等辛温升散之药）。
秦之桢的辨析：
正确病机： 虚劳吐血多属“阳盛阴虚”，虚火上炎，迫血妄行。治法应“补阴抑阳”。
药物分析： 犀角性凉，但尚有辛散之性，对阴虚火旺者都需慎用；而苏子降气汤中药性辛温升散，用于虚劳吐血，如同“抱薪救火”，会加重病情。
错误根源： 认为李中梓是沿袭了《证治准绳》的错误，未加辨析。并赞许张三锡《治法汇》删去此方是“良有苦心”。
正确用法： 苏子降气汤适用于外感或实邪导致的气逆吐血，绝非虚劳内伤之症。
3. 痢疾：混淆“外感实症（腑病）”与“内伤虚症（脏病）”
这是秦之桢论述最详细、批判最深刻的部分。
李中梓的错误： 将夏秋季节流行的湿热/燥热痢疾（外感实证，病在肠胃之腑），与脾肾泄泻（内伤虚证，病在脏）的理论混为一谈，治疗上倾向于温补固涩。
秦之桢的辨析：
病位之辨： 引经据典，强调痢疾名为“肠澼”，病位核心在肠（腑），而非脾肾（脏）。夏秋之痢是“肠胃之湿热症”。
病因之辨： 夏秋之痢的根源是夏令火旺克金（大肠属金），至秋燥令行时，金被火刑，发为痢疾。赤痢为火色，白痢为金色。这是外感时邪所致。
治法之辨：
初起忌补涩： 痢疾初起，肠胃壅滞，热郁于内，若误用温补固涩，会“关门留寇”，使邪气闭伏，变证丛生。
正确治法： 应遵循“表症在者，汗之散之；里症急者，清之利之”的原则。清热利湿、导滞通下为正治。
补脾补肾： 仅是痢疾后期调理之法，绝非初起之策。
关于“少阴下痢”： 即使有“少阴下痢脓血”之症，秦氏认为那也是“手少阴心经”热邪移于小肠所致（阳证），非“足少阴肾”的虚寒证。
调和寒温之争： 针对李中梓批评河间、丹溪（用苦寒）和《局方》、复庵（用辛热）各执一端，秦氏认为二者皆对，但适用于不同情况：
辛热之法： 适用于雨湿之年的寒湿痢，是“从治”之法。
苦寒之法： 适用于亢旱之年的燥热痢，是“正治”之法。
结论： 不应混淆二者，而应“分六气岁气”，灵活运用。
三、 本文所体现的秦之桢核心学术思想
严格的辨证论治： 始终强调区分阴阳、寒热、虚实、表里、脏腑、经络，认为这是准确施治的前提。
清晰的逻辑框架： 坚守“症 -> 因 -> 脉 -> 治”的诊疗顺序，认为“因”是连接“症”与“治”的关键桥梁，病因一错，满盘皆输。
重视时空因素： 在痢疾的论述中，特别强调季节（夏秋）、气候（亢旱、雨湿）对疾病性质的决定性影响，体现了“天人相应”的整体观和动态辨证思想。
批判与继承的学术精神： 不盲从权威，敢于指出前人著作中的疏漏，其目的是为了“彰先生之道，而全先生之书”，使医学理论更加精确，以更好地指导临床。
总结：
这篇论文不仅是针对《医宗必读》的商榷，更是秦之桢为其《症因脉治》一书确立严谨学术标准的宣言。它通过具体案例，深刻地阐述了“辨证求因，审因论治”的极端重要性，对于纠正当时医界混淆症因、滥用温补的流弊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至今读来，其对疾病本质的深刻洞察和严谨的临床思维，仍对中医从业者有极大的启发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