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华中医
原文
《痰火点雪·卷一·痰火玄解》
<目录>卷一
<篇名>痰火玄解
属性：愚谓痰火之证，本于亡血夺精，而其精之与血，皆真水真阴，有形有质，难成易亏者也。夫所谓痰火者，言末而忘本也。盖真水既亏，则相火随炽，壅迫津液为痰，故曰痰者火之标。然以痨瘵之证，谓曰阴虚火动者，盖以一言而括尽病之标本矣。《内经》曰∶阴虚生内，盖热者火之微，火者热之极，火迫津液而为痰，则阴虚正谓致火致痰之本，而东垣所谓先受病为本，次受病为标者，非此谓乎？今之治者，惟曰清痰降火，则殊昧治病必求其本之论矣。或曰∶滋阴降火者，固为所宜，迨考所用之剂，母乃四物增以知、柏、芩、连苦寒之味，殊不知阴得寒愈消，脾得寒愈败，病者得之，宁不减食而胀泄乎？又宁不阴消而肉削乎？然曰滋阴降火者，谓益水而胜火也。盖以龙雷之火，不可以水伏，不可以直折，法宜甘温以补母，人参、山药、五味之属，以苦坚之，知母之属，以苦佐之，黄柏之属，岂不闻萧丘之火乎？按古之治痨诸方，鲜有不主参、 者，盖古人以血脱者益其气，所谓阴藉阳以生之义耳。如妇人产后去血过多，上气喘急，命在须臾者，名曰孤阳绝阴，此阴虚之极者也。
法当补阴，然而不主四物等剂，而用参苏饮，剂中惟人参、苏木二味其用也，岂古人之愚乎？盖亦本诸《内经》之旨也。夫苦寒之用，胎于王氏一言之差，遂为万世之妨，愚考《本草》正寒阴，阴虚火动，劳嗽、吐血、咳血等证勿用之。盖人参入手太阴，能补火，故肺受火邪者忌之，阴消，惟宜苦甘寒之药，生血降火，世人不识，往往服参、 为补而死者多矣。言闻曰∶孙真人夏月服参脉散、肾沥汤三剂，则百病不生。李东垣亦谓生脉散，清暑益气汤，乃泻火益金积，岂有发心 之理。观仲景治腹中寒气上冲，有头足，上下痛，不可触迫，呕不能食者，用能补肺火，阴虚火动失血诸病，服之必死。二家之说皆偏矣。夫人参能补元阳，生阴血，而泻阴火，东垣李氏之帮助矣。仲景张氏言亡血血虚者，并加人参。又言肺寒者，去人参加干姜，无令气壅。丹溪朱氏亦言虚火可补参、 之属，实火可泻芩、连之属也。二家不察三氏之精微，而曰人参补火，谬哉！夫火与元气不两立，元气胜则火邪退，人参既补元气，而又补火邪，是反复小人，何以与甘草、苓、术谓之四君子耶？虽然，二家之言，不可尽废也。惟其语有滞，故守之者泥而执一，遂视人参如蛇蝎，则不可也。凡人面白面黄面青黧悴者，皆脾肺肾气不足，可用也。面赤面黑者，气壮神强，不可用也。脉之浮而芤濡虚大，迟缓无力，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者，皆虚而不足，可用也。若弦长紧实滑数有力者，皆火郁内实，不可用也。洁古谓喘嗽勿用者，痰实气壅之喘也。若肾虚气短喘促者，必用也。
仲景谓气寒而喘勿用者，寒束热邪，壅郁在肺之咳也，若自汗恶寒而嗽者，必用也。东垣谓病火郁在肺勿用者，乃火郁于内，宜发不宜补也。若肺虚火旺，气短自汗，必用也。丹溪言诸痛不可骤用者，乃邪气方锐，宜散不宜补也。若里虚吐利，及久病胃弱，虚痛喜按者，必用也。节斋谓阴虚火旺勿用者，乃血虚火亢能食，脉弦而数，凉之则伤胃，温之则伤肺，不受补者也。若自气短肢冷脉虚者，必用也。如此详审，则人参可用不可用，思过半矣。东垣
节斋之说，本于海藏，但论又过于矫激。丹溪言虚火可补，须用参、 。又云阴虚潮热，喘嗽吐血盗汗等证，四物加人参、黄柏、知母。又云好色之人，肺肾受伤，咳嗽不愈，琼玉膏主之，是阴虚痨瘵之证，未尝不用人参也。节斋私淑丹溪者也，而乃相反如此，斯言一出，印定后人眼目，凡遇前症，不问宜用不宜用，辄举以借口，致使良工掣肘，惟求免去病家之怨，病家亦以此说横之胸中，甘受苦寒，虽至上呕下泄，去死不远，亦不悟也。古今治痨，莫过于葛可久，其独参汤、保真汤，何尝废人参而不用耶？节斋之说，诚未之深思也。杨起曰∶人参载本草，人所共知，近因病者吝财薄医，医复算本惜费，不肯用人参疗病，以致轻者至重，重者至危。然有肺寒、肺热、中满、血虚、四证，只宜散寒消肿，补营，不，则谬矣。古方治肺寒以温肺汤，肺热以清肺汤，中满以分消汤，血虚以养营汤，皆有人参在焉。所谓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。又曰∶养正邪自除，阳旺则生阴血，贵配合得宜耳。庸医每谓人参不宜轻用，诚哉其为庸也。好生君子，不可轻命薄医，医亦不可计利不用，盖病者薄医，实所以自轻其生，医者计利苟且，所以自乖其行也。书此奉勉，幸毋曰迂。
《痰火点雪·卷一·痰火玄解》是全书的理论核心与争议焦点篇章，作者龚居中针对当时痰火（痨瘵）治疗的流行误区，进行了深刻的辨析与匡正，尤其围绕“滋阴降火”的正确含义及“人参”的合理使用这一核心议题，展开了系统论述。
以下是对此篇的逐层解析：
核心内容与逻辑解析
一、 重申根本，批评流行误区
重申病机根本：再次明确痰火证源于“亡血夺精”，精血属“真水真阴”，是“难成易亏”的有形物质。其病机本质是“真水亏 → 相火炽 → 迫津为痰”。因此，“痰”是“火”之标，“阴虚”才是致火、致痰之本。仅提“痰火”是“言末而忘本”，而“阴虚火动”一词才概括了病之标本。
批评两种错误倾向：
只治标：“惟曰清痰降火”的医生，不懂“治病必求其本”。
误治本：名为“滋阴降火”，却滥用四物汤加知母、黄柏、黄芩、黄连等一派苦寒药。龚居中尖锐指出其害：“阴得寒愈消，脾得寒愈败”，结果导致患者食欲减退、腹胀泄泻、阴液耗损、肌肉消瘦，反加重病情。
二、 正解“滋阴降火”与龙雷之火的治法
“滋阴降火”的真义：应是“益水而胜火”，即滋补真阴以制阳火。
龙雷之火（虚火）的特性与治法：指出下焦相火（龙雷之火）非一般实火，不能单纯用寒水压制或直折。其正确治法是：
核心：甘温以补母。通过补益脾肺之气（母），来滋生阴液（子），常用人参、山药、五味子等。
配合：以苦味药坚阴、佐治，如知母、黄柏。这才是正确的“滋阴降火”组合，而非纯用苦寒。
三、 为人参正名：系统的学术辩护
此为全篇重点。针对当时畏人参如虎（认为其“补火”、“助火”）的流俗之见，龚居中引经据典，层层辩驳：
引古证今：指出古代治痨方（如葛可久独参汤、保真汤）及产后血脱危证（用参苏饮），皆重用人参，乃遵循“血脱者益其气”、“阴藉阳以生”的《内经》古训。
辨析诸家之误：
认为“人参补火”、“肺热忌参”之说，源于对张仲景、李东垣、朱丹溪等先贤论述的片面理解或曲解。
逐一驳斥：
李东垣指出“火与元气不两立”，人参补元气正是为了退火邪。
张仲景在亡血脉虚时加用人参，仅在肺有寒邪时才去参。
朱丹溪明确“虚火可补，参、芪之属”。
结论：人参能补元阳、生阴血、泻阴火，是治疗虚火的关键药物。
提出精准的用人参辨证要点（临床精华）：
望诊：面白、面黄、面青黧悴者（脾肺肾气不足）可用；面赤、面黑者（气壮神强）不可用。
脉诊：脉浮而芤濡虚大，或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（虚证）可用；脉弦长紧实滑数有力（火郁内实）不可用。
症状鉴别：
喘嗽：痰实气壅之喘勿用；肾虚气短喘促必用。
咳血：火郁于肺、邪气方锐勿用；肺虚火旺、气短自汗必用。
诸痛：邪气方锐、宜散者勿用；里虚吐利、久病胃弱虚痛必用。
阴虚火旺：血虚火亢、能食脉数、不受补者勿用；自汗气短、肢冷脉虚者必用。
批判王纶（节斋）之说的危害：指出王纶“阴虚火旺勿用人参”之说过于偏激，虽私淑朱丹溪却与其观点相悖。此说盛行导致医者掣肘、病家拒参，常使患者误服苦寒而至“上呕下泄，去死不远”而不悟。龚居中对此痛心疾首。
四、 医德与社会现象的批判
借杨起之语，批评了因“病者吝财薄医，医复算本惜费”而不敢用人参，致使轻病转重、重病至危的恶劣现象。
强调“医者不可计利苟且”，呼吁病家不要轻视生命而苛责医生，医生也应恪守职责，该用则用。体现了深厚的医德关怀。
学术价值与启示
纠正了治疗虚火（相火）的关键误区：明确了“苦寒直折”不适用于阴虚所致的龙雷之火，确立了 “甘温补气生阴为主，佐以苦坚” 的正确治法。
完成了对“人参”在虚劳证中作用的拨乱反正：通过详尽的文献考据和临床辨证要点，系统论证了人参在益气生血、扶正退虚热方面的不可替代性，恢复了其在痨瘵治疗中的应有地位。
提供了极佳的临床辨证范例：文中关于人参“可用与不可用”的鉴别要点，源于经典而化于临床，是脏腑虚实、气血阴阳辨证的生动教材，具有极高的临床指导价值。
彰显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与医者担当：龚居中立论不盲从时俗，敢于批判权威（如王纶）的流行谬说，引古论今，逻辑严密，体现了深厚的学养和以疗效、病患为本的担当。
总结
《痰火玄解》篇名为“玄解”，实为“正解”与“洞见”。它深刻剖析了痰火证治疗中“滥用苦寒”与“畏用甘温（人参）”两大流弊的根源与危害。龚居中力主回归经典，阐明了 “滋阴降火”的真意在于“益气生阴” ，并为人参的使用树立了清晰、严谨的辨证标准。此篇不仅解决了痰火证治疗的一个关键技术争议，其蕴含的 “扶正以祛邪”、“治虚火当温补” 的思想，以及对药物性能与辨证关系的精微辨析，对中医治疗各种慢性虚损性疾病、免疫功能紊乱疾病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。篇末对医患关系的议论，更使其超越纯技术层面，成为一篇医德与医术并重的宏论。